因而黑格尔指出：法的基地一般来说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

礼约束君、塑造君时，给君定的规矩虽细密但软柔，根本无力约束君权的膨胀。从负面作用来看，则可能存续以礼违法的陋习，如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依然认为道德高于法，实质正义大于程序正义，法律不是最高的，执法、司法、守法时一旦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法律就可能被道德所代替，以致有法不依（依道德）。

在主体上，法治的主体主要限于国家权力，礼治的主体则包括所有人。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礼义、礼教的对象虽是所有人，但礼制的治理对象主要变成了民，其次是吏，最后才是君。法律不仅治民，而且治官。这些行为在现代社会中基本属于个人自由，尽管可能受一定的行业规范约束——如有的单位上班要求穿工作服，但不是所有单位上班都要求穿工作服，即使要求穿工作服也只限于上班时间，下班以后则穿着自由。权力体系中的位置上下高低是严格明确的，各就其位，各谋其职，分工制约，总统、总理、省长、市长、县长、局长、处长、科长、议员、法官，所有权力人都有自己明确的职权范围，绝不可逾越身份，其定位之严格比礼治下的权力规范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下不能犯上，上也不能侵下。

礼治没有禁区，礼散布在空气里，缠绕在每个人的身上，饮食起居，吃喝拉撒，礼对所有行为都有讲究，甚至思想、情感、喜怒哀乐也都要符合礼的规范。法治也并非不讲教化，但不过份依赖教化，文化固然有力量但不是万能的，道德的自觉性在乱世的礼崩乐坏之下往往全面崩溃，严刑峻法也失去了威慑作用（已到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地步）。各级政府依法行政、管理社会事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改革和法治的关系中，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人大则发挥枢纽转换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制既规定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一切重大问题就都应当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作出决定。在我国，人大是高于同级一府一委两院的，既不与它们平行，更不受它们的制约。

宪法是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的，并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监督实施。3. 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 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讲话、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讲话中都强调了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这一我国政体的基石原则。

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所言：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自治。目前，在立法规划、起草环节，人大通过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安排、牵头起草重要法律法规草案等，较好地发挥着主导作用。人大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的基础性平台，是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的基础性平台。

地方司法规范性文件是否存在作出涉及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性规定，以及做好适当性审查，即这些文件是否存在与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相符、与国家重大改革方向不一致、现实情况与制定之初相比发生重大变化而不宜继续施行等问题。正如习近平2019年9月24日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所强调的：在党的领导下，各国家机关是一个统一整体，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协作，既充分发扬民主，又有效进行集中，克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实等不良现象，避免了相互掣肘、效率低下的弊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在研究各地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各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工作办法，成熟后上升为法律。

人大制度是承载民主集中制的法治平台，是发挥民主集中制强大治理功效的优良装置。其三，人大除了为国家的日常工作供给法律规范，还为国家发展所需的改革工作供给法律规范或者法治授权。

人大制度作为国家政治制度，主要是在国家生活法治化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

实施宪法就包括落实党的领导原则、继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其二，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法定程序将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选举、决定任命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从而使体现党的主张的法律和决定由党的领导干部来负责组织实施。2014年9月5日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正因如此，我们党能够带领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从而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党的一批优秀成员得以在1953年起举行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空前规模普选以及在此基础上自下而上逐级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占据绝大多数席位，并且在之后每届地方各级人大和全国人大当中都保持这一绝对优势，从而成为在中国长期执政的党。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即，国家权力各个分支的产生都体现了人民代表的意志，并且接受人民代表的监督，从而间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同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依法制定地方性法规、作出重大事项决议，地方人大产生的地方政府可以依法制定规章、作出行政决定和命令，这又体现了人大制度对宪法第3条第4款中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支持。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

二是人大制度有益于国家生活法治化。目前，在人大的四权中，只有重大事项决定权尚无全国性立法予以规范和保障。

各级法院依法审判，各级检察院依法检察。由此可见，人大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安排和重要法律途径，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牢牢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

人大监督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里既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含义，也有寻求党委支持的含义。对于需要先行先试的重大改革举措，应由人大作出授权，从而实现既不随意违背现行法律规定、又不简单以现行法律规定为由迟滞改革的法治化改革目标。一方面，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人大，即人民将自己的权力授予人大，由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的监督，这是人民主权的直接体现。可以说，这是立法质量不高、效率不高的一个重要的深层次原因。

地方人大常委会纷纷制定修订了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或者从治理效率角度考虑，是否需要作出这样的划分，可否将后者纳入人大监督权范畴，通过听取专项工作报告等形式来加强监督？又如，重大事项议题的征集、提出、确定，调查研究、听取意见、评估论证、信息公开等工作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化、程序化。

在此基础上，地方党委常委会可以把每年听取一次人大常委会党组工作汇报调整为年初、年中两次，坚持经常研究人大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今后可以考虑更多地把听取专项工作报告与执法检查有机结合起来，把专项监督和综合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把初次监督和跟踪监督有机结合起来。

从而，各级人大常委会依法进行人事任免、决定重大事项、开展监督。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工人阶级领导就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

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能动摇，同时也要依照人大制度的精神，在保证国家机关权力独立前提下总揽全局，在维护国家权力监督制约基础上协调各方。对于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做法，应尽快通过人大上升为法律。询问、质询等工作监督中，也有不少是出于维护法治尊严而开展的，因而也是在促进国家生活法治化。第一，在法律监督方面，基本的制度设计是立法法、监督法规定的备案审查制度。

4. 科学认识处理人大监督与支持的关系 习近平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原则和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和监督。这就要摒弃与党委争权、与政府为难的不当观念，将党委领导（决策）—政府执行的传统做法转变为党委领导（决策）—人大决定—政府执行。

各级人大常委会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切实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在建设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中发挥自己的应有作用。3. 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从解决立法领域突出问题的角度对完善立法体制作出专门论述，其中特别指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有的立法实际上成了一种利益博弈，不是久拖不决，就是制定的法律法规不大管用。

3. 党通过人大制度实现治国理政决策主张 党的主张是把公民的各种利益诉求综合协调起来上升为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共同意志的体现。其三，为了保证人民的意志得以正确高效执行，人大依照宪法和法律拥有对一府一委两院的监督权。